五四運動時期與十年動亂之后的一段時間是我國現當代文學之中人道主義思想潮流取得集中發展的兩個關鍵時期。在新文化運動中，人道主義精神是反對封建思想與封建統治的強大武器，在十年動亂之后，人道主義精神再次引起了大家的關注。這兩次集中的發展都是人道主義對舊制度的反抗與批判，具有強烈的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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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道主義思想概述

　　人道主義思想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將文學作為推動人類思想解放的武器，它反對傳統的封建統治，倡導對于人類自身的愛護以及關懷，它將人作為道德的中心，提倡建立以人為本的世界觀。人道主義在我國的當代文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體現，它起源于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包括魯迅、周作人、胡適、陳獨秀以及梁實秋等，這些作家都在自身的文學作品中高舉人道主義旗幟，大力宣揚人道主義精神。我國在二十世紀中期推行了“百花齊放”的文藝創作方針，使得人道主義思想在文學創作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也遭到了批判。

　　二、我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思想潮流

　　周作人是我國現當代文學中人道主義精神的先驅，但是，他對于人道主義的相關理解與闡述具有封閉性與個人理性，忽視了復雜的社會形態，也忽略了對于整個社會的人道主義關懷，這種狹隘的對于個人完善的追求，也使得其人道主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周作人的人道主義主要具有三個特征：第一，關愛“小兒”與“女人”;第二強調愛應當是平等與博愛，愛是人人都能享有的，不專屬與特定群體;第三，追求人人自愛以及人格獨立，反對慈善主義，反對居高臨下的施舍與同情。

　　同一時期的魯迅、胡適、梁實秋較周作人而言對于文學中的人道主義展現出更為激進的姿態，從其他角度進行了相關闡釋。梁實秋提出了“偉大的文學是體現普遍人性而非表現自我，”他的這種的闡釋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影響，這種較為古典保守的人道主義思想被稱為新人文主義。在梁實秋看來，人性具有普遍性與固定性，是永久而不受時間限制的，因此，文學創作要建立在永恒的人性之上。

　　建國后，我國推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使得人道主義取得了一定發展，巴人認為人情也是人道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文學創作應當呼喚人情味的回歸，文學作品要能反映充滿人性的現實生活。錢谷融認為文學創作要從人出發，將人作為創作中心。但是他們的觀點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受到了批判，稱魯迅強調人性的階級性，違背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屬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十年文革之后，人道主義探索的禁區被打破，在理論與創作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在新時期，人道主義對歷史的錯誤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使教條化、概念化的文學創作現象得到沖擊。在這個時期，人們從不同角度對于人道主義思想進行了新的闡述。朱光潛認為文學作品必須是對人性的深刻反映，應當能夠幫助人進行自身人性的完善。在這個時期，人道主義思想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的轉型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呈現出邊緣化趨勢，文學創作必須在新時期對自身的作用以及地位進行重新的思考與定位。除此之外，由于貧富差距、腐敗現象的產生以及拜金享樂主義的興起，使得人類的精神生活多元卻空虛。在這種現實下，人道主義精神是否“失落”成為了討論焦點，王朔現象被廣泛關注，包括劉心武、王蒙、劉彬彬在內的眾多專家對于人道主義的現狀進行了談論。

　　三、“人道關懷型”現實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演變

　　“人道關懷型”現實主義，即以“人道主義”作為文學創作的指導理念，注重描寫人了生活狀態，尊重人、熱愛人的一種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手法。其精神內核就是對于現實人生的人道主義關懷。

　　西方的人道主義對于我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具有很大影響。陳獨秀、李大釗等都在各自的文學作品中多次提及西方的人道主義精神。經過理論引進，我國早期資產階級開始探索創建適應我國國情的人道主義理論，該時期以周作人為代表。他從不同角度對于人的價值與地位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提出了在當代人道主義缺失于文學創作中的情況下重建該理論的必要性，為創作早期“人道關懷型”現實主義文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期，隨著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人道關懷型”現實主義文學遇冷，這使其發展上陷入低谷。毛澤東提出了關于“人性”與“階級性”相對立的觀點使眾多作家不敢在對人性進行討論。十年動亂期間，文學個人創作被集體創作取代，文壇充滿了欺騙性，文藝創作也失去了獨立性，“人道關懷型”現實主義文學受到巨大打擊。

　　縱觀我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思想潮流，其發展道路坎坷曲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通過不同的表現形式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對于我國當代文學創作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