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很多人都對穹頂之下這部片子有所了解，其中也反應了我國現如今的環境問題。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了，有關部門也采取了相當一部分措施來治理環境問題。本文是一篇散文選刊投稿范文，主要論述了從《穹頂之下》看“后殖民”。

　　摘要：《穹頂之下》將文化舞臺上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拋出水面，也引發了我對“后殖民”問題的重新思考。中國出現的環境問題恰恰說明了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除了政治上的交涉外，更多的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

　　關鍵詞：穹頂之下,后殖民,文明

　　一般認為，1978年薩義德出版的《東方主義》開啟了后殖民主義，時至今日，后殖民主義已經不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甚至成為文學研究的一個濫觴。我們的反殖思想一般區分為殖民主義批評、新殖民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內部殖民主義批評等不同的階段和類型。人們關注的側重點逐步由政治、經濟的殖民轉移到文化殖民上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們始終圍繞著所謂的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權力關系進行思考。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一旦被冠以國家、民族這樣的限定詞，就很難擺脫一種民族化的敘述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人們往往陷于“陰謀論”的固定模式中，忽略了去考證中國在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中國是否應該主動地向現代文明靠近。

　　“恩克魯瑪、阿明等人側重于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角度的論述，而薩義德之后的后殖民主義側重于文化角度的論述。”(1)薩義德曾說：“我所謂的文化，有兩重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達的藝術活動等。這些活動相對獨立于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在這第二種意義上來說，文化成為了一個舞臺，各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的力量都在這個舞臺上較量。”(2)任何的文化都不可能是真空存在的，不可能完全獨立與政治、經濟與社會之外，因此，在這里我取相對廣義的文化的第二層含義進行論述。

　　2015年2月28日柴靜的《穹頂之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短短24小時之內點擊量破億。她聚焦霧霾和空氣污染，運用了大量實地調查的數據向我們展示了中國霧霾以及空氣污染形成的一部分原因，并提出改進的策略。中國的發展與發展帶來的問題第一次以這樣一種尖銳的方式提出，環境問題，生存問題讓人憂心，但更為讓人痛定思痛的卻是中國的現狀：缺少權力的制衡，法律不完善，問責不明確，情大于法等等。柴靜在調查中說了這樣一句話：“全世界的人性都一樣”，如果缺少了約束機制，即使是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也會出現不按照法律程序辦事的人，因此，這對我們也是一個提醒，魯迅先生所說的“國民的劣根性”不僅僅存在于中國，中國與美國的不同則在于美國有相關的部門可以及時處理這些違法問題，而中國卻在立法――執法――守法的程序中步步削弱。換句話說，只要中國完善了法律過程，這些問題的解決指日可待。

　　當然，至于解決辦法，柴靜僅僅很隱晦地提到了一些技術上的，法律上的，公民個人上的方法。當然，綜合運用這些方法可以緩解環境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清楚，建立有效的管理監督機制，接受西方的一些相對文明的制度(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會更有利于徹底解決環境問題，也會讓中國在現代文明的進程中更進一步。

　　在法國薩伊的《論政府的干涉》中指出政府過多的干涉市場經濟，不但不能有效地管理市場，反而會造成生產與消費的失衡，損害生產者的利益。但是政府(包括西方)往往喜歡干涉市場經濟，特別是工業，因為工業往往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無疑，這種做法對政府是有力的，也會為一些相對薄弱的民族工業提供生存的土壤，但是卻會產生壟斷企業，“專利或壟斷繼之而起，消費者給付這些特權的代價，而享受特權的人獲得全部的利益。”(3)而那些壟斷企業的管理者通過國家賦予的權力，達到權與錢的雙重滿足，所以他們極力維護這種權力。報道中的一些企業，因為國家的買單使得這個企業缺少市場的活力，既不能有效提高產品的質量，又不能降低產品的價格，他們將所有的壟斷利益囊括進自己的口袋，讓政府補償損失的同時又從消費者那里獲得利益，影響了市場的運行，帶給社會不盡的災害。當柴靜問及為什么不參考別人的意見時，其負責人信誓旦旦地稱外行人不懂。其實并非不懂，相關的專家很多，只是權力到了口中就不想吐出來了。因此，要想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要打破壟斷，徹底開放市場，實行市場經濟。當然，中國需要拿出當年美國打破行業壟斷的氣度，放棄以市場經濟為主，國家宏觀調控為輔的策略，因為主與輔的度很難拿捏，處理過程中難免不會涉及到國家的政治化問題，最終影響了市場的正常運轉。

　　孟德斯鳩在《論政治自由》中提及英格蘭政制，說道“每一個國家有三種權力：(一)立法權力;(二)有關國際法事項的行政權力;(三)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力”，(4)他闡述了國家機構之間，國家與公民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的重要性，中國之所以出現這種法律不完善，執法主體模糊，法律監管力度不強，公民鉆法律漏洞的現象，以及國家機構與市場主體復雜的權力關系使得監管不力等，不能僅僅從人性上找原因，而要從權力背后進行思考。當柴靜問及唐山當地官員為什么那種設備不完善，有很大安全隱患的鋼鐵廠不被查封時，官員既無奈又很隱晦地表達出其中權力與金錢關系的制衡導致執法中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很含蓄地表達了執法的不容易。這就是中國現在執法過程中的無奈，也終究造成了問題的無限放大。因此，實現權力的制衡至關重要。當然，不是哪個國家權力制衡的實現都是一蹴而就的。在英國，12世紀的時候私有財產者開始反對君主的侵犯，1215年，《大憲章》才為議會與國王之間的斗爭提供了法律依據。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初，國王鼓吹的“君權神授”和“個人君主政體”與英國國民的矛盾激化，爆發了1688年～1689年的光榮革命，到1628年才形成《權利請愿書》。1689年的《權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強化了其政治成果。理性政治、共和政治的原則一步步形成，最終實現了現在的權利制衡。從英國的經驗來看，中國也要一步步改進，一步步通過分權來維護我們自己的權利，三權分立也好，君主立憲也罷，我們需要認識到權力制衡是文明的標志，同樣也是勢不可擋。

　　《穹頂之下》引發了中國社會中前所未有的大討論，也引起了許多外媒的參與討論，這體現了中國公民對政治問題、環境問題、社會問題的關懷。而后政府也積極采取行動，通過各種渠道緩解環境問題，例如完善法律，彌補法律漏洞;組織人們積極開展保護環境的公益活動，讓人們深刻了解環境對于每個人的重要性等等。“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結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5)環境問題不僅是國家問題，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國家要明白公民的地位和作用，公民要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只有雙向的努力才會達到完美的平衡。

　　不管是制度，還是法律，在文化的這個大舞臺上，他們與政治、經濟、社會盤根錯節、相互交織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并沒有像許多后殖民研究者所說的那樣強制性地將文明灌輸到中國，而是在文明自身不斷演進的過程中，中國社會不斷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迫使中國拋棄傳統的國家觀念，逐步地、自覺地、有意識地像西方學習，也只有真正學習到西方的現代文明，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趙稀方：《后殖民理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頁

　　[2]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10月第1版，P2～P4

　　[3]薩伊：《論政府的干涉》，《大學精神檔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62頁

　　[4]孟德斯鳩：《論政治自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75頁

　　相關期刊簡介：《散文選刊》1984年10月創刊，河南省文聯主辦。編輯部人員編制22人，其中高級職稱1人，1984年至2003年歷任主編為丁琳、卞光興、王劍冰。《散文選刊》期印數：1984年10月創刊當年發行逾5萬冊，1988年發行逾9萬冊，2000年逾8萬冊，最近幾年一直在10萬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