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時代的關注和科學的分析是哈貝馬斯交往合理性理論的重要特點。“晚期資本主義”是哈貝馬斯的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論的時代語境。在“晚期資本主義” 時代語境下，哈貝馬斯批判了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工具理性批判邏輯，揭示了工具合理性霸權所導致的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性特征，從而顯示了其理論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以及當前社會發展的意義和時代氣質。

　　關鍵詞：社科類期刊投稿,哈貝馬斯,科學技術,意識形態性, 時代語境

　　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論是哈貝馬斯針對“發達工業社會”所處的特定時代語境而作出的判斷。盡管這個論斷并非哈貝馬斯首次提出，但是，唯有哈貝馬斯的論斷是針對時代語境的深入分析而作出的，從而，哈貝馬斯不僅是通過工具理性批判來揭示“發達工業社會”中人的存在論問題，而且還試圖說明在“發達工業社會”之前，工具理性所顯示出來的歷史進步性。進而，在“發達工業社會”所處的特定時代語境下，哈貝馬斯以交往合理性理論的建構來體現對工具理性的超越，從而彰顯了對啟蒙精神的重構和回歸。

　　相對于國內學術界對于哈貝馬斯的“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論”研究的熱衷而言，中國學界對其理論提出的時代語境的關注卻顯得有些冷落。因此，本文試圖考察哈貝馬斯的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論提出的時代語境，從而分析其理論的科學性，并在當前科技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來探討其理論的現實意義。

　　一

　　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論的時代語境，哈貝馬斯稱之為“晚期資本主義”，以區別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自由發展的資本主義”[1]58。對于“晚期資本主義”，哈貝馬斯在時空上作了規定。它指的是“自19世紀的后25年以來，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存在著兩種引人注目的發展趨勢：其一是國家干預活動增加，其二是科學成為第一生產力。這兩種發展趨勢，并不是由哈貝馬斯首先注意到的。國家干預主義早就為許多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所關注�？茖W成為第一生產力，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那樣，馬爾庫塞就有類似的觀點。在哈貝馬斯看來，馬爾庫塞是基于科技的政治統治性和科技進步的生產力功能來論證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論的。盡管馬爾庫塞也試圖揭示時代語境下的新變化，但是他并沒有對時代語境作出科學的分析，因而也沒有突破馬克思對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框架。

　　首先，馬爾庫塞雖然揭示了科學技術的統治性，但是他卻將這種統治歸于“先驗”的。運用海德格爾的語言，馬爾庫塞指出：“技術理性這個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識形態的。不僅技術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有計劃的、科學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統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隨后’或外在地強加于技術的，它們進入技術機構本身。技術總是一種歷史――社會工程：一個社會和它的統治利益打算和對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設計著。這樣一個統治‘目的’是‘實質的’，并且在這個范圍內它是屬于技術理性的形式。”[2]對自然的改造導致了對人的改造，技術創造物出自社會整體又返回社會整體，技術先驗論因而是一種政治先驗論。在發達工業社會中，技術不再作為可以與社會政治分開的、純粹的技術材料總和，而是先驗地決定著這些技術物生產的、使用的政治意圖。

　　哈貝馬斯要批判將技術的統治性理解為“先天的設計”意圖。這一方面在于哈貝馬斯不認可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海德格爾式邏輯，同時也在于哈貝馬斯對時代語境的關注。在哈貝馬斯看來，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之前，科學技術進步體現的是目的理性活動子系統的不斷發展，目的理性活動子系統的發展還沒有構成對生活世界的入侵，因而也沒有展現出對人的統治性。只是到了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科學和技術運行著工具理性的霸權，向生活世界滲透并按照工具理性邏輯同質化生活世界，因而構成了對人的統治。“科學和技術的合理形式，即體現在目的理性活動系統中的合理性，正在擴大成為生活方式，成為生活世界的‘歷史的總體性’”[1]47。

　　同時，哈貝馬斯也反對那種將技術的統治性歸結為“政治性”的觀點。因為這將導致技術統治論的時代語境被納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下，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框架只能適應于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哈貝馬斯認為，雖然馬爾庫塞指出了科學技術展現出來的統治的新特點，但是他的批判并不適用于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語境。在馬爾庫塞看來，科學技術的統治性不再具有 “剝削和壓迫的性質”[1]40，它既讓人們能感受到統治帶來的壓制，但同時讓人們失去了對統治的批判意識。“因為這種不自由既不表現為不合理的，又不表現為政治性的，而是表現為對擴大舒適生活、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術裝置的屈從”[3]。技術對人的統治，既不表現為人身依附的政治統治，也不直接地表現為經濟剝削和壓迫，而是合乎工具理性的行為。但是，另一方面，馬爾庫塞又試圖將技術的統治性作為一種包含著特定階級利益設計、具有政治內容的統治性。“在科學和技術的物質的先驗論中潛藏著一種由階級力量和歷史狀況所決定的世界設計”[1]43為了說明這一點，馬爾庫塞批判了韋伯所堅持“抽象合理化概念” [1]57，認為“抽象合理化概念”不適用于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從而試圖像馬克思揭示“等價交換合法性”所掩蓋的階級內容那樣，來揭示技術理性背后的政治內容，這個政治內容是與“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相適應的階級的特殊內容”[1]57。

　　其次，馬爾庫塞雖然注意到科學技術進步的生產力功能，但是他卻沒能對“晚期資本主義”語境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新格局作出準確的把握。馬爾庫塞注意到，在晚期資本主義階段，由于科技進步帶來了生產力的制度化的增長，過了時的生產關系在現存的制度框架內部變成了應該修正的東西，因此，“生產力所發揮的作用從政治方面來說現在已經不再是對有效的合法性進行批判的基礎，它本身變成了合法性的基礎”[1]41。當生產力成為了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時，促進生產力制度化增長的科學技術就成為了意識形態，它論證和維護著現存的統治。對于過了時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由批判標準變成了辯護標準，馬爾庫塞將這種改變稱為生產力在政治上的“墮落”[1]46。對此，哈貝馬斯認為馬爾庫塞雖然突破了馬克思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關系的經典定義，但卻沒有對“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新格局作出科學的描述。 　　在哈貝馬斯看來，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力不再具有政治上的純潔性，這表現為生產力不再是解放的潛力。生產力的這種變化是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格局的變化而發生的。這個變化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不再是相對獨立的，而是相互滲透和融合的。它是由于科學技術成為了第一生產力的時展趨勢而帶來的，具體來說是，當科技進步帶來生產力的制度化增長時，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與制度框架的原有格局就遭到了破壞[1]58。

　　哈貝馬斯從目的理性活動的角度來理解生產力，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會導致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的發展，從而帶來人類文明形態的改變。在傳統社會中，目的理性活動束縛在文化習俗中，神話、宗教的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提供統治的合法性。在現代社會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中，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帶來了社會合理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以勞動系統的合理化為基礎而不斷地擴展的，它帶來了制度框架的合理性，制度框架從而直接地與社會勞動系統、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統治制度是依靠生產的合法的關系來取得自身存在的權利的……社會的制度框架僅僅在間接的意義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義上是經濟的”[1]55。因而，改變既有統治也就是要求改變過了時的生產關系。當生產關系不適應且阻礙了作為目的理性活動的生產力發展時，建立在過了時的生產關系上的直接與社會勞動系統相聯系的制度框架也要隨之改變，這既是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發展的結果，也是通過代表著新生產關系的階級之階級意識覺醒來實現的，他們以改變舊有的生產關系為目的來批判與之相聯系的制度框架，從而揭示統治合法性基礎――等價交換原則背后的階級內容。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提出來的。

　　但是，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語境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不再是相對獨立的以及相對于過了時的生產關系而言，生產力不再是對其批判的標準，而是對生產關系的維護，從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是相互滲透的，二者密切的關系是以科技進步帶來生產力制度化的增長作為條件的。“伴隨著科技進步而出現的生產力的制度化的增長，破壞了一切歷史的比例關系。制度框架從生產力的制度化的增長中獲得它合法性機遇”[1]40。當科學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制度框架不再直接與生產關系相聯系，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不再從生產關系層面獲得，而是從目的理性活動和生產力中獲得。制度框架以“國家干預主義”的形式來促進生產力的制度化增長，于是，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這使得過了時的生產關系無需以政治沖突的方式來改變，而只需在維護既有統治的條件下，對其作技術層面的調整。“國家干預主義”正是適用于對生產關系的調整來確保生產力制度化增長的需要而出現的。這樣，來自“上面”的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運行的國家干預主義，與來自“下面”的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科技，都把經濟增長當作社會進步的唯一目標。促進生產力的制度化增長的科學技術與“國家干預主義”的邏輯是一致的，二者都維護著既有的統治。

　　二

　　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語境下，哈貝馬斯提出了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的論斷，進而將自己的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新時代的發展。

　　首先，科學技術的統治性不是根源于技術的本性，而是出于技術行為或工具理性活動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從而使得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作用行為被工具理性活動所取代。

　　科學技術作為目的合理性活動，體現的是工具理性的邏輯，如果認為科學技術的統治性是先天的，也就意味著對工具理性的拒斥。在可能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邏輯方面，哈貝馬斯既不認可海德格爾，也不認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對西方主體性文化的批判基礎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確立了工具理性批判邏輯。在哈貝馬斯看來，對工具理性的文化批判固然重要，但是批判的理論不能脫離于“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語境，否則它將會導致對啟蒙精神的否定，“甚至為懷疑主義與相對主義的錯誤推理留有余地”[4]360。

　　在晚期資本主義的語境下，對于第一代法蘭克福理論家的批判理論可能導向后現代式的解構主義趨向，哈貝馬斯保持著高度警覺，他試圖糾正批判理論這一危險的處境。在哈貝馬斯看來，依據工具理性的邏輯而運行的目的理性活動不是剝奪人之自由的“鐵籠”，而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必要途徑。近代科學技術，作為目的理性活動，顯示了解放的潛能，“科學的進步同反思、同偏見的毀滅相同步;技術的進步同擺脫壓迫、同擺脫自然和社會的壓制成了一回事”[5]。但是，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當科學作為了第一生產力時，工具理性不僅滲透到經濟活動中，而且也滲透到重新政治化的制度框架中，迫使制度框架層面上以語言為媒介的交往活動屈從于工具理性的邏輯。這樣，目的理性活動遮蔽了制度框架所固有的以語言中介的交往活動，語言成為了技術化的語言，失去了主體間交流、理解及對社會反思和批判的功能，成為了論證統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

　　懷著重構和回歸的抱負，哈貝馬斯要在啟蒙之處探尋 “一條(而非惟一一條)通往雖然已經分化，但依然還具有總體性特征的合理性概念的道路”[4]360。“具有總體性特征”的合理性概念就是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在哈貝馬斯看來，合理性“更多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談和行動能力的主體如何才能獲得和使用知識”[4]8，符號性表達，即語言，人所特有的理性能力，在語言的相互作用中，人依賴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因此，在“交往(合)理性”的概念下，哈貝馬斯將以語言(符號)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為交往活動，他以交往活動作為目的理性活動的基礎，從而強調以語言(符號)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意義。雖然技術與目的理性活動的結構(勞動的結構)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但是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不應該導致目的理性活動對交往活動的取代。因而，走向未來的科技，不是啟蒙以來的理性成果以及工具理性邏輯的拋棄，而是以生活世界作為基礎從而在交往活動中克服片面的工具合理化。同樣，生產力的發展也不是對工具理性的拒斥，“只有在以語言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 [1]76，生產力發展的進程才能成為解放的潛力。 　　其次，科學技術的統治不再以階級暴力的形式表現為對局部人群的統治，而是以緩和甚至消除了階級對抗的形式，作為壓制任何可能反思的力量，從而構成了對人類要求解放的整體利益的損害。

　　與以往的一切意識形態一樣，科學技術也“阻撓人們議論社會基本問題”[1]69-70。但是與此不同的是，以往的一切意識形態，人們可以通過反思加以批判，而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科技進步似乎適合于處理任何問題，包括實踐問題。對于實踐的價值問題不再影響技術方案，技術專家也不再依賴政治家的實踐來檢驗他的理論。相反，政治問題反而被歸結為技術問題，而不依賴于公眾的討論。從捍衛無可反駁的技術性邏輯和方法論規則出發，技術專家下意識地扮演著獨裁者的形象，其拒絕公眾的民主參與。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即是技術統治論的意識形態，這使得社會的自我理解與以語言為媒介的交往活動相分離，“在目的理性的活動以及相應的行為范疇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對社會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自我理解。”[6]63。

　　由于對實踐問題的排除，與以往一切意識新態不同的是，科技從勞動的根基――生產力中獲得“意識形態性”， “它沒有那種看不見的迷惑人的力量，那種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6]111，因而科技的“意識形態性較少”。相反，科技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物質生活水平，它滿足了人們物質上的需求，使社會免于了物質的匱乏。它還通過國家調控的“補償綱領”緩和甚至消除了階級對抗，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會的離心力量。因而，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技術統治下，人們難以揭示統治關系背后的階級對立。同時，科技進步也使得科學成了“偶像”，科技因而是的 “隱形”意識形態[6]111。其“隱形”，指科技作為人的存在的境遇，相對于舊的意識形態而言，它涉及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的影響范圍更為廣泛，更讓人難以拒絕和批判。

　　正如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所看到的那樣：當“發達工業社會”中充斥著“物化意識”、“虛假需求”以及“大眾文化”等文化現象時，批判的“階級意識”無法形成。因而，對晚期資本主義技術的批判，哈貝馬斯認為既不能借助于第一代法蘭克福理論家們的工具理性批判的邏輯，也不能求助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

　　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為整個社會創造了物質財富，這樣，包括被統治階級在內的全社會都受惠于科技的進步;但與此同時，作為意識形態，科技試圖以技術手段來解決實踐問題，這實際上是掩蓋了實踐問題。因而，科技不僅為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局部利益作辯護，而且站在被統治階級的一邊，壓制可能反思的力量，而且排擠了人類以語言為媒介的交往活動。“因為它在掩蓋實踐問題的同時，不僅為既定階級的局部利益作辯護，并且站在另一個階級一邊，壓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損害人類要求解放的興趣本身”[6]111。因此，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較以往所有的意識形態而言，具有更為直接和廣泛的操縱性。

　　三

　　雖然哈貝馬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存在著原則上的偏離，從而導致了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的背離。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當代的資本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他對“晚期資本主義”語境的分析無疑是深刻的。在新的時代語境下，他以“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論傳達了對人類生存困境的憂慮，從而顯示了他的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以及當前社會發展的意義和時代氣質。

　　首先，哈貝馬斯的分析，揭示了科學技術在全球化進程中所展現的意識形態性，這對于研究當前國際形勢下的我國所面臨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格局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在當前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剝削的本質并沒有改變，因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本原則并沒有過時;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到經濟全球化是依托著科技全球化而推進的。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人處于技術化生存狀態中，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關系相互交織和纏繞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統治方式也因而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哈貝馬斯以科學技術意識形態論，深刻地揭示了新時代下的統治問題，說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和統治方式發生改變的現實。

　　在當前國際環境中，科學技術以工具合理性的方式來運行資本剝削的邏輯。這表現為在維護技術創新和科學進步的名義下，借助知識產權的壟斷，國際資本壟斷了生產、流通等環節的利潤，并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和生態問題推向全球，從而加劇了世界其他地區的人與自然、經濟與社會的矛盾。因此，在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環境下，倡導科技進步以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是我國順應國際新形勢的重要戰略。

　　同時，科學技術作為新的意識形態，掩蓋了資本利潤背后的剝削企圖。這表現為科學技術往往以“中立性”的面孔來推進現代化進程，從而將資本利潤邏輯所支配的全球化進程視為社會的合理化過程。哈貝馬斯指出，由于傳統文化的邏輯“以一種畸形的交往語法以及分裂的符號和壓抑的動機的注定的因果性為標準”[1]54，科學技術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產生于對世界的傳統的教義解釋的批判”[1]56，以工具理性的邏輯顯示了其對于傳統文化批判的優勢，從而運行著工具理性的霸權。因此，在全球化進程中，體現傳統文化邏輯的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和價值觀不斷地受到沖擊和破壞。資本利潤背后的剝削關系在全球化進程中不斷地以文化沖突和文明沖突的方式在上演著。借助科學技術的滲透功能，經濟強國以文化強國的方式輸出他們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帶來了其他民族和國家人民生活的貧困化及話語權的被剝奪。在工具理性的霸權下，“沖突領域從階級范圍內轉移到沒有特權的生活領域內，決不意味著嚴重的潛在沖突的消除”[1]67。意識形態的斗爭依然存在，但它卻以掩蓋資本剝削的階級內容的方式來運行著。在種種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的面前，我們應該看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核心價值觀的文化是民族話語權力的體現，從而在新的形勢下當我們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要重視文化建設。

　　其次，哈貝馬斯的分析也說明了科學技術作為工具合理性對價值合理性的擠壓，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存在論意義，從而在交往合理性的層面上為科學發展觀提供了理論資源。 　　作為黨的執政理念，科學發展觀倡導“社會的全面發展”和“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它強調的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的全面協調發展，最終使社會成員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因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不能僅僅關注人與世界的關系，還應該重視人的自我認同的內在需求，這意味著人的自由和解放不僅僅是免除物質上的匱乏，還應該克服工具理性以“合理性名義”而造成的對人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壓抑和統治。這意味著踐行科學發展觀將涉及到制度層面和文化價值層面的兩個領域的變革。

　　從制度層面來說，我們面臨著適應現代化歷史潮流的變革。在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中，現代化按照西方全球化進程運行著，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也運行著自己的現代化。當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告別以工業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現代化，而步入知識和信息革命帶來的第二次現代化的快車道時，尚未達到富裕階段的中國卻面臨著兩次現代化的壓力。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本質上是要在中國構建一個理性的現代社會，因而現代化是一個社會日趨合理化的進程，這既需要發展科技來開化民智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又需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進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社會的合理化可能導致工具理性的霸權，科技進步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可能引發科技理性霸權所導致的新統治。這既表現為我們內在的精神迷失，又表現為外在的生態危機在現實中的不斷上演，從而遭致現代化進程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難以協調發展的難題。因此，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僅僅強調發展科技和注重以科技促進生產力、經濟社會的發展是不夠的，還要強調以“人”為根本出發點來考察科技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問題，這就需要進一步改革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推進民主政治和發揮人的主體性。

　　從文化價值層面來說，我們要看到，技術統治論并不是根源于技術的本性，而是根源于技術行為或工具理性活動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當前我們在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同時，還要強調對科學技術發展方向的引導。

　　借助交往合理性理論，哈貝馬斯說明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取決于人類的主體選擇和設計。在他看來，勞動與語言是人類的設計，是超越于時代和階級的人類的設計，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作用行為指向人類主體間的相互理解，以勞動為媒介的技術行為也是超歷史的人類設計，是可選擇的人類設計。這個設計有賴于人類的價值取向。“社會的全面發展”和“以人為本”作為我黨執政的價值理念，是對傳統的經濟增長觀的超越，也為科學技術的合理發展提供了價值指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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