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通過調停人或其他組織使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溝通、共同協商，雙方達成民事賠償和解協議后，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追究刑事責任或從輕減輕刑事責任的訴訟活動。本文是一篇陜西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我國刑事和解制度。

　　摘 要 刑事和解是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出現的產物，刑事和解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其自身有合理性，也有其自身的特征，包括其主體、客體、基礎和對各方利益的滿足。并且與傳統的對抗性司法下的刑事制度，三方的訴訟結構以及刑、民分離的訴訟理論有很大沖突。本文認為加強對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對于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 刑事和解,理論沖突,指導原則,適用范圍,訴訟階段

　　作者簡介：肖冶，河北大學政法學院2015級訴訟法學研究生。

　　一、國內關于刑事和解的界定

　　根據《辭�！分械慕忉專�和解即當事人通過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爭端的活動。目前，我國許多學者都提出了對我國的刑事和解定義的看法，如張朝霞認為：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經由調停人，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談、協商，解決糾紛沖突。其目的是恢復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和睦關系，并使罪犯改過自新，復歸社會。” 陳光中認為：刑事和解是一種以協商、合作行使恢復原有秩序的案件解決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加害人以認罪、賠償、道歉等形式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國家專門機關對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責任、免除處罰或者從輕處罰的一種制度。 又如宋英輝認為，刑事和解的基本內容是：經由辦案機關或者其他機構、人員主持，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下同)與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協商，通過賠禮道歉、賠償、提供特定服務和寬恕等方式達成雙方的和解，從而修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辦案機關在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基礎上，綜合案件情況，特別是犯罪的危害性、加害人悔過、賠償情況及被害人態度，做出撤銷案件、不起訴決定或者在量刑上從輕處理。

　　二、刑事和解的特征

　　根據以上國內對于刑事和解的概念界定，筆者認為，我國刑事和解的特點應當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刑事和解的主體只能是平等的加害人與被害人

　　刑事和解的主體只能是平等的主體，只有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才能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而國家和個人的糾紛是不能通過協商來解決的，例如危害國家安全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因此其不能適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的主體只能是加害人與被害人，即使有第三方進行調停，第三方也只能作為協助者的地位。

　　(二)刑事和解的客體只能是輕微的刑事案件

　　傳統的刑事法理論，將犯罪界定為“孤單的個人侵害整個社會只需的違法行為”，強調對犯罪人的國家追訴主義，并再此基礎上確立了國家公訴制度的正當性。 但此種理論忽略了刑事被害人。在輕微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遭受損害最嚴重的人，而國家和其他個人的利益受損幾乎沒有，可以忽略不計，加害人實施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也是近乎為零，從這點來講，國家才有了將刑事案件的處理權交給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合理性基礎。

　　(三)刑事和解的基礎是雙方當事人自愿且經過司法機關審查同意

　　刑事和解必須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進行。在國家將可以進行刑事和解案件的刑事處理權讓步給加害人和被害人以后，這就變成了雙方的一項權利，既然作為權利，那么雙方就有行使和不行使的自由。在此基礎上，加害人主動認錯，賠禮道歉，并做出合理的，比理論上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做出的更多的經濟賠償。被害人也應當自愿的接受道歉，同意和解，或者進一步提出放棄對加害人刑事責任的追究。如果失去了自愿的基礎，不論哪一方是被強迫的，刑事和解都失去了其合理性。

　　刑事和解達成的和解協議，必須經過司法機關的審查、同意。我國的刑事和解，加害人主動賠禮道歉、進行賠償，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的認錯，同意和解是雙方達成和解的前提。但無論加害人與被害人采取何種方式的和解 ，最終都要進入正式的刑事司法程序來進行審查與確認。在我國刑事和解程序主要是刑事自訴案件中法官調解和自行和解、檢察機關想對不起訴處理或建議公安機關撤案處理程序、法院依據刑法對有關犯罪非刑罰處理或從輕、減輕、免除處理等 。因此，無論雙方是否達成和解協議，都要經過司法機關審查、同意后方能有效力。

　　(四)從其結果來看，刑事和解滿足了各方的利益

　　刑事和解使被害人獲得了更多的合理性賠償，并獲得了真正的道歉;而加害人也沒有被貼上犯罪的標簽，不會影響其生活各方面，而且加害人會積極努力、甚至主動提出賠償請求，且賠償數額一般較大。

　　通過刑事和解，公安司法機關可以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辦案效率。因為，一般刑事和解的案件，即使進入了司法程序，也會比普通的刑事案件審理時間縮短很多，因為刑事和解減少了質證、辯護等環節，所以庭審進行相對較快。且在刑事案件的民事賠償的執行程序中，通過刑事和解的方式解決的案件，加害人一方都會積極的進行賠償，不會出現拖沓、拒不執行的情況。而且在某些疑難案件中，被害方可能因為檢察機關證據不足等原因難以滿足其“給加害方定罪”的愿望，并且可能不能獲得理想的經濟賠償。比如，如果十幾個人將某一人打成鼻骨骨折類的輕傷，而此時難以分辨出具體是哪一人將被害人打傷的話，就難以給加害人定罪，被害人也難以獲得賠償，此時，如果加害人一方都主動要求賠償，而不做無罪辯護的話，那么無疑解決了辦案難的問題，司法效率也會得到一定提高。

　　刑事和解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傳統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由于加害方可能對刑事判決和民事判決不滿，從而拒不執行其應當做出的賠償的情況，那么被害人可能就難以得到合理的賠償與真誠的賠禮道歉，從而被害人可能會對司法機關產生不滿情緒。而加害方也會因為被貼上犯罪的標簽而導致以后的生活、工作、學習等各方面受到歧視，從而難以回歸社會，可能會繼續實施其他的犯罪行為，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刑事和解則能化解這兩種情況，最終使得被害人獲得合理的賠償，對司法有信心，加害人也能健康的回歸社會。從這角度來說，刑事和解的確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 　　三、刑事和解與傳統刑事理論之對抗

　　刑事和解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利益基礎，但其與傳統的形式理論確實存在一定的沖突。

　　(一)與對抗性司法的對抗

　　傳統的刑事訴訟是建立在國家追訴主義之上的，強調國家對犯罪的追訴權，該權力由檢察機關代為行使。而法官則應處于中立者的地位，只是案件的居中裁判者。而根據對抗性司法，被告方則享有與強大的追訴權相對抗的，與司法機關平等的權利。由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提出的無罪推定原則，一直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根據該原則，被告應當被推定為是無罪的，沒有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責任，而證明其有罪的責任則屬于檢察機關，在此基礎上，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則享有一系列與司法機關相對抗的權利，包括沉默權，不得被強迫自證其罪，辯護權等。

　　很顯然，上述權利都是建立在“對抗式司法”的基礎之上的，但是加害人主動承認其犯罪行為，并通過一系列舉動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而司法機關也予以認可的話，就意味著加害人放棄了無罪推定的保護，同時也放棄了諸如沉默權，辯護權在內的一系列基于對抗性司法而產生的權利，因此，對抗式司法在刑事和解中也就沒有存在的空間了。

　　(二)與三方訴訟結構的對抗

　　傳統的形式理論認為“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做出的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并以此為基礎確立了國家追訴權合理性。在此基礎上，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檢察機關和法院則分別享有控訴及審判的職能和權力，而為了保護被告及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法律又賦予其辯護權，由此，便形成了控訴、辯護及審判的三方結構。

　　但是，不管是國家對犯罪行為的追溯行為，還是被告人享有的辯護權，都忽略了被害人及其合法權益。我們制動，被害人做為利益的直接被侵害者，與案件的結果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但傳統的刑事訴訟結構中并不包含被害者，這使得被害人想要訴說其悲慘經歷，積極參與訴訟，影響訴訟結果的愿望很可能會落空，進而增加其對加害人的仇恨程度以及對司法的不信任。盡管在1996年刑事司法改革后，被害人獲得了當事人的地位，但在實踐中，除了刑事自訴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以外，其參與刑事訴訟的機會還是很少。比如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做出的不立案、撤銷案件、不起訴等終止刑事訴訟進程的決定時，并不需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見，甚至連告知被害人都做不到。

　　在對傳統的以國家―被告人為核心的刑事訴訟模式批判的情況下，刑事和解這一模式便出現了。刑事和解以加害人―被害人關系為核心，司法機關即使參與，也是協助者，而不具有主體地位。加害人主動認錯、認罪、賠禮道歉，并提出較高的民事賠償，此時，被害人如果自愿接受加害人的道歉與賠償，并提出“放棄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的申請，那么就代表刑事和解已經達成，并與加害人達成和解協議，雖然和解協議最終要經過檢察機關或法院審查同意后才能生效，但此時其行使的并不是國家追訴權，并不屬于刑事和解的主體，在刑事和解達成后，司法機關可能做出撤案決定、不起訴決定或者無罪、罪輕的判決就使得加害人可以健康的回歸社會，而被害人獲得的賠禮道歉，高額賠償以及他人對其權益受損經歷的傾聽與理解也使得被害人可以健康的回歸社會。顯然，刑事和解就是以加害人、被害人為主體的，以加害人-被害人關系為核心的雙方訴訟結構。

　　(三)與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權分離理論的對抗

　　傳統的刑事理論認為犯罪具有社會危害性，因此國家應對犯罪行為進行追訴，但只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提起公訴，對于被害人被侵害的民事利益，國家采取不干預的態度，一般由被害人自行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來解決。這就說明了傳統的法學理論將刑事犯罪與民事侵權是做嚴格區分的，并以此確立了刑事法和民事法兩個分離的部分。 這種理論的不合理之處就在于其忽略了刑事犯罪與民事侵權總是交叉發生的現實。而中國刑事訴訟中的自訴制度的存在就恰恰說明了輕微的刑事犯罪也可以采取類似于民事案件的處理辦法，例如在自訴中，被害人自行起訴，可以與被告進行自行和解或撤回起訴等等。

　　刑事和解則是對刑事犯罪與民事侵權嚴格區分的理論的一種挑戰。我們知道，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享有處分權，并且制約這審判權的開始，進行與結束。而刑事和解當中，被害人也是享有處分權的，主要體現在其愿不愿意與被害人進行協商決定了刑事和解的開始，而其對賠償金額的接受以及對加害人放棄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申請，則決定了刑事和解的終結。那么對輕微刑事案件進行和解則構成了對刑事犯罪與民事侵權權利分離理論的對抗。

　　注釋：

　　張朝霞，等.刑事和解：誤讀與澄清.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1).

　　陳光中.刑事和解初探.中國法學.2006(5).

　　宋英輝，等.我國刑事和解實證分析.中國法學.2008(5).

　　陳瑞華.刑事訴訟的中國模式(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0.23，24，26.

　　我國刑事和解主要有三種模式，即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調解模式、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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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張景義，等.聚焦國內“辯訴交易”第一案.人民法院報.2006年8月9日.

　　[3]唐峰.公訴程序中的刑事和解研究――以輕傷害案件為著力點.中國法制網.

　　政法論文發表期刊推薦《法學研究資料》，1983年經文化部批準，改為《法學評論》，彭真同志題寫了刊名，由國家教委主管武漢大學主辦、漢學院承辦的法學理論雙月刊，是中國中文類核心期刊之一。它的前身是1980年創辦的內部刊物法學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