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引渡制度淵源已久，隨著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不斷發展，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國際合作方式，其理論也隨著時展而日臻成熟。我國引渡制度比及西方發達國家起步較晚，但隨著近年來國際司法合作的不斷展開，引渡制度也在與時俱進、逐步成熟。但是，現存的引渡制度在實踐中、立法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這大大限制了我國對外逃犯罪分子的打擊力度，阻礙了我國引渡實踐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對完善我國引渡制度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 中文核心期刊,引渡制度,死刑不引渡原則,財產追回機制

　　作者簡介：崔茜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

　　一、引渡制度的產生及其法律依據

　　引渡制度歷史淵源已久，在公元前1268年已經出現了最早的引渡條約，而國際法上的引渡制度產生于18世紀的歐洲。18世紀末以前，引渡的對象主要是叛亂者、逃兵和異教徒，這種決定權由君主掌握的引渡并非作為打擊罪犯的合作手段，而實質上成為統治者與他國實現政治交易、借以維護統治地位的工具。18世紀末，歐洲爆發了近代資產階級法制革命，早期的基本刑法原則初步確立，引渡對象開始趨于多樣化、引渡程序日臻完備、引渡逐漸淡褪了政治色彩，成為一項成熟的法律制度。1990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引渡示范條約》，引渡制度在國際上初具規模。

　　引渡的概念可藉由國際法學者奧本海的描述加以概括，“引渡是一個被控訴或被判罪的人由他當時所在的國家交給對他控告犯了罪的國家。” 而我國有學者將引渡制度概括為“一國把在該國境內而被他國追捕、通緝、指控為犯罪或判刑的外國人，移交給請求國審判或處罰的一種國際司法協助行為”。 然而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說，接受他國的引渡請求并不是一種法律義務，即被請求國可以自行決定對該罪犯予以政治庇護還是實行引渡，除非該被請求國承擔了相應的條約或者公約義務。具體來看，引渡的法律依據包括了各國的國內立法、國家之間的引渡條約或包含了引渡條款的國際公約(如國際反劫持民用航空器恐怖活動的《蒙特利爾公約》、《海牙公約》等，都規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為可引渡罪行，締約國不得以其他理由拒絕引渡請求。

　　引渡制度保障了國家行使司法管轄權以及制裁犯罪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在國際刑事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隨著近年來涉外案件的不斷增多，由于缺少共同的法律依據而發生管轄權沖突的問題愈加突出。

　　二、中國引渡制度的歷史和現狀

　　我國從鴉片戰爭后就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此期間列強通過簽訂《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在中國領土上確立起領事裁判權，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主權尚且岌岌可危，更勿論司法獨立。所謂的領事裁判權使中國法律在對境內的外國人失去制約效力，不論境內外國人實施任何違反中國法律的犯罪行為，中國的司法機關均無權裁判。領事裁判權實質就是對主權國家屬地管轄權、司法主權的剝奪，與國家主權的國際法準則背道而馳。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國根本不擁有對其領土上犯罪的外國人的司法管轄權，因此也不存在相應的引渡制度。

　　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恢復了國家的司法主權。建國初期，罪犯引渡在中國與鄰國之間開展過實踐，但當時的引渡實踐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國與國之間政治合作或斗爭的一種途徑。由于缺少完備的引渡條約，我國在司法實踐中通常采取與有關國家友好合作的方式實現引渡罪犯的目的，遣返罪犯回國就是當時替代引渡的一種方式。在這段時期的典型案件是1989年張振海劫機案，我國對張振海的引渡請求由于欠缺同日本的引渡條約而缺少法律依據，最終日本政府遵循著互惠原則遣返張振海回國。這種非正式的引渡方式并非通過外交途徑，而僅僅依靠兩國警方合作，因而缺少權威的法律約束力，使得請求國處于被動的地位。在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立法中，包括《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鮮少有對引渡制度的具體規定。

　　改革開放后，我國同其他國家的經濟政治往來日益密切，簽訂引渡條約就顯得尤為重要，同他國的雙邊司法協助也亟待建立。此后，我國陸續與12個國家簽訂了雙邊引渡條約，同40個國家簽訂了司法協助條約或協定。

　　我國已于2000年12月28日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為我國開展引渡合作、簽訂引渡條約提供了法律依據，使得我國的引渡實踐有法可依。《引渡法》與我國締結或加入的包含引渡內容的雙邊或多邊條約相結合，搭建出我國引渡規范體系的大致框架，較為完備的引渡制度在我國逐漸建立。

　　三、我國引渡制度的現有不足

　　我國的引渡制度建設相對于西方各國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截止至2014年11月，我國已與38個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我國的引渡條約的數量相較以往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目前我國對外締結的項引渡條約共計有39項(其中29項已生效)，而已經簽訂的司法協助條約共有52項，進一步地擴大了引渡的范圍。 引渡制度的快速發展為我國打擊跨國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在國際刑事司法合作領域做出了貢獻。然而，《引渡法》仍然存在較多有爭議的問題。正如國內一位學者所言，“通過引渡來實現國際合作的途徑，并非暢通無阻”。 究其原因，不同國家存在的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的差別、主權國家間的利益衡量、基本價值觀念的差異都導致了我國的引渡實踐面臨著種種困境。然而，我國引渡立法自身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引渡實踐難以實行，引渡機制缺少暢通性。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我國締結的包含引渡條款的國際條約在實踐中存在局限性

　　各國參加或簽署的多邊條約或國際公約是各國相互之間實現引渡的重要法律依據，然而僅靠這些條約或公約，并不能妥善地解決我國的引渡問題。其一，這些多邊條約或國際公約的規制范圍存在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覆蓋地全球性規制。目前，我國加入的含有引渡條款的國際公約雖然不少，但是這些公約或條約的締結對象大多指向鄰國，相對來說，西方發達國家相對較少。其二，這些多邊條約或者公約的規制效力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國際公約與國內法的效力何者優先的問題在全球范圍內尚存爭議，各國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在利益的衡量下各國對國際公約的實施方式和力度存在差異，另一方面，國際公約大多是國際協商的產物，其包含的引渡條款也大都不具有強制性。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之間的利益考量實際上也形成了引渡實踐的困境。 　　(二)我國簽署的雙邊引渡條約存在局限性

　　首先，從我國目前已簽署的雙邊引渡條約數量來看，雖然近40個國家已經與我國簽署了雙邊引渡條約，但這些條約的覆蓋范圍有限，比之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外交范圍仍存有許多空白領域，甚至很多與我國聯系密切的國家和地區都未被納入目前簽署的引渡條約范圍之內。

　　其次，從這些雙邊引渡條約的實踐效力來看，也存有局限。目前與我國締結雙邊引渡條約的國家多屬于友好鄰邦的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西方發達國家甚少，而這些發達國家恰恰是犯罪分子外逃的首選，這就造成了我國引渡實踐的尷尬處境。在國際引渡中奉行“條約前置主義”的美國、加拿大、荷蘭等發達國家，在未簽訂引渡條約作為引渡依據的情況下，我國只能通過國與國之間的互惠原則，展開國家間的友好合作，采用遣返方式引渡，這無疑增加了我國引渡實踐的難度，助長了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造成我國引渡實踐的困境。

　　(三)我國《引渡法》自身局限性

　　除卻上述國際公約或雙邊條約存在問題外，我國自身的引渡立法也存在一些固有的不足亟待完善，具體表現為：

　　1.未確立死刑不引渡原則。我國《刑法》目前依然保留了死刑刑罰，因此我國在向明確死刑不引渡或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提出引渡請求時，被請求國常以犯罪分子被引渡回國后可能將面臨死刑宣判為由拒絕我國的引渡請求，這就難免對我國的引渡實踐造成困難。

　　一個國家對死刑的態度常常體現出其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死刑不引渡原則在國際上顯得愈發重要，而死刑廢除問題對于我國來說仍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雖然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會根據現實情況作出對被引渡的犯罪分子不判處死刑的承諾，但這種承諾沒有法律依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容易給已經廢除死刑或奉行死刑不引渡的國家帶來疑惑，最終對我國開展引渡工作造成阻礙。

　　2.資產追回機制不完善。一般來說，貪官外逃都會伴隨著大量國有資產的轉移和流失，因此我國司法部門在引渡貪官時也必須考慮到如何追回其攜帶到國外的資產。然而，現行的《引渡法》并未對此作出具體的規定，導致我國在追回外流資產時面臨許多困難。其一，賄賂犯罪涉及的財產所有權方面的民事訴訟制度不完備，致使涉案財產的獨立民事訴訟難以展開。其二，我國現有立法還未涉及犯罪嫌疑人死亡或外逃時，不經過刑事定罪沒收其犯罪所得的法律程序。最后，我國政府認為外逃犯罪分子攜帶出國的贓款屬于國有資產，不可與他國分割，在追回資產時的合理費用扣除和返還比例問題上，在與他國簽訂協定時進展緩慢。

　　四、我國引渡制度的完善

　　根據上述現存不足，筆者認為我國的引渡制度亟待完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擴大條約締結國的范圍

　　我國被請求引渡的犯罪分子大多向西方發達國家外逃，原因是這些國家的“條約前置主義”和“死刑不引渡原則”是這些罪犯逃脫我國法律的懲治的有力工具，而這些國家常常是我國締結條約的空白地帶。因此，我國應當積極促成雙邊引渡條約的簽訂，通過此類雙邊引渡條約限定締約國的引渡義務，實現司法管轄的最大化。

　　(二)完善我國《引渡法》

　　針對上述的引渡制度的現存不足，筆者認為我國應當及早確立死刑不引渡原則，完善資產追回機制，暢通引渡機制。一方面，我國目前尚不具有廢除死刑的可能性，因此在實踐中主要是通過最高法院“不予死刑”的承諾來換取他國的引渡。我國應當及早確立死刑不引渡原則，利于解決目前引渡實踐的困難。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將犯罪所得之資產轉移到國外，嚴重損害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在簽訂雙邊引渡條約時，應當堅持財產返還原則與各國達成引渡協定，在合理費用扣除和返還比例問題以上，靈活簽訂條約條款，減少引渡阻礙。

　　(三)尋找引渡的替代措施，建立協商機制

　　由于我國已經簽署的引渡條約在數量、質量上都十分有限，與各國的司法合作如果只通過引渡措施，無疑會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逃脫刑罰。因此，筆者認為在現在的司法實踐中，還應當積極開拓替代引渡的其他措施，例如類似于遣返制度的非正式引渡制度。此外，我國與他國還應當建立良好的協商機制，在各國價值觀念、法律制度出現矛盾沖突時，尋求良好的對話平臺，平等協商、友好合作，促進跨國引渡或遣返的實現。

　　五、結論

　　引渡制度是當下國際司法合作機制的必不可少的一環，對于打擊外逃犯罪分子、捍衛國家的司法主權具有重要意義。基于目前我國引渡制度的一些弊端， 筆者對我國的引渡制度的完善提出開了幾點建議，可以歸納為，對外積極促成與各國引渡條約的簽訂，擴大條約覆蓋范圍;對內填補引渡立法空白，不斷地充實我國的現有引渡制度。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各國政治與貿易的往來逐漸密切，國際司法領域的協作逐步成熟，筆者相信我國的引渡制度會與時俱進、日臻完善，成為推動我國與各國司法合作的一大利器。

　　注釋：

　　[英]詹寧斯・瓦茨修訂.王鐵崖，等譯.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二分冊).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頁.

　　黃偉鋒.國際法學.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頁.

　　賈宇.國際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黃風.刑訴應增加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的制度.現代法學.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