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介紹了人類行為的分類及其相互關系，并結合具體案例研究不同人類行為與城市形態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此外，本文還提出了一些關于城市保護與更新的建議。
　　關鍵詞：人類行為，城市形態，福建土樓，蘇州古城，保護與更新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產物，自誕生起就與人類的生活行為息息相關。人類的活動不斷地改變著城市的面貌，留下人類活動的印跡。與此同時，城市也反作用于人類，影響人類的生活。城市形態1）正是在與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發展的。
　　1人類行為與居住及村落形態的關系
　　1.1人類的三類行為
　　《雅典憲章》中，把人類的生活劃分為三個部分，即日常生活、勞動和游憩，也就是所謂的“三分法”。20世紀60年代中葉，日本學者吉板隆正先生提出了生活的三種類型，即把休養、采食、排泄、生殖等人的生物性基本行為列為第一生活；家務、生產、交換、消費等輔助第一生活的行為和活動作為第二生活；把表現、創作、游戲、構思、冥想等精神生活劃分為第三生活。
　　1.2三類生活行為的關系
　　從三類生活的關系上看，第一生活作為人的基本的生理需要，比較穩定，從古到今的居住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屬于基本的生存和物質性需要；第三類生活首先作為意識能動性的表現，體現出強烈的精神性，在意識和心理的層面上同第一生活內容相互作用，共同推進人類生活的發展；第二類生活作為第第一、三生活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在發展中不斷社會化。
　　1.3人類行為與居住及城市發展
　　這三類生活構成了人們在居住中的行為特征，并以居住為空間載體。居住空間即城市空間，它是四維的，時間是其中的一個維度，把所有靜態空間串聯起來。空間引入了人和時間具有了活力，有人的活動就有時間的變化，時間和人是活力的重要組成元素。
　　人和空間在歷史的發展中發生了各自的變化。最初的建筑就是在尋求適合第一生活的場所進行的空間限定行為中常生的，第一生活要求居住；第二生活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仍然要求居住。但隨著勞動的分工和社會化，第二生活逐漸從居住中分離出去；第三生活一開始同第一生活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于自然界，歷史的累積使第三生活中的某些內容突破了作為家庭空間載體的居住的界限，形成社會記憶、社會文化和宗教意識的豐富內容，又反過來作用和影響居住的某些層面，形成居住的各種空間和形式特征。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性和地方性。
　　在中國傳統民居中，不同時期的朝代背景和政權更迭，特殊的地域地貌，家庭倫理觀念，風水觀念的根深蒂固，對祖先的尊敬和宗教信仰各種因素都會對村落及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形態的形成產生無法預料，甚至超乎想象的影響。彼此差異很大的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城市或村落形態就這樣在中國的各個地區形成[]。
　　2案例研究
　　2.1案例一：福建土樓聚落
　　2.1.1形成背景
　　福建土樓主要分布于我國東南丘陵地帶，主要為客家人的生活處所。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為了保障自己家庭的安全，建造土樓作為居住建筑。
　　客家是漢族一只民系，西晉至宋朝末年發生了五次較大規模的南遷，中原漢民背井離鄉，成了福建丘陵地區的居民，當地人以他們的客籍戶口而稱為“客家人”。客家人所到之地多為山區，以家庭為單位過著與惡劣自然環境搏斗的生活。為抵御野獸的侵襲、盜匪、當地土著和倭寇的侵擾，他們依山筑房，聚族而居，創造形同要塞的土樓。現有生土單屋，繼而由于站穩了腳跟和經濟力量的增強，逐漸將五鳳樓演變為方樓，最后創造出人間民居杰作——圓樓[2]。
　　2.1.2客家人與村落形態的相互作用
　　時至今日，客家人已不需要繼續與惡劣環境抗爭，但這種居住形態仍然給人一定的暗示作用，過去的生活模式不斷重現。土樓的存在印證了客家人曾與大自然搏斗的印跡，形態對于人類社會的反作用具有一定的效果。反作用的存在使得“聚財返鄉，購田置產以作長久之計的安土重返思想”銘記在每位客家人頭腦中，成為牢不可破的信念。可以說在這個案例中，對于第一生活的追求和不安全感成為了影響客家人村落居住形態的關鍵因素。
　　2.2案例二：蘇州古城的形態演變
　　2.2.1演變階段
　　（1）初期
　　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重筑都城，奠定了蘇州古城的最早基礎。六朝時期蘇州經濟得到開發，南北文化的大融合，社會生活日趨豐富，玄學興起、佛教盛行、道教發展，使古城的空間形態發生了新的變化宗教建筑大量涌現。魏晉士大夫開始在蘇州營建私家園林[3]。
　　（2）中期
　　唐朝時蘇州成為江南唯一的雄州，政治地位上升，經濟上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城市空間形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宋朝是是古代蘇州城市形態的成熟期。一方面，商品經濟發展，城市生活日益繁華。另一方面，由于宋政府“尚文抑武”和太湖地區印刷刻書業的發達，文化事業得到很大發展。城市功能區的種類和數量有所增加，它們在相互的交流和碰撞中趨于松散，引起市坊制的解體，最終形成了開放的坊巷式居住區和多層次的商業網。
　　（3）后期
　　在明初，新的商業中心區受大運河的吸引，自發地向城市的西北方向即閶門地區躍遷。明中葉以后，蘇州已成為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大城市，城市形態也有了新的調整和發展，古城逐步園林化。
　　明中葉至清中葉，明朝富豪往往喜好占有大片土地來構筑
　　私家園林。清朝后，閶門地區的繁榮吸引了大量的行旅商賈，形成了社會上層人士的聚居區。平民則被擠向東北部。
　　2.2.2第三生活與蘇州古城的相互作用
　　從社會文化角度分析，市民的價值觀念、文化意識和哲學思想伴隨著社會階層力量的擴大，也通過其生活行為模式滲透進城市空問，并受到它的反作用。例如北宋蘇州首開文廟、府學并置的規制，為地方政府建構了一個新的城市空間，大大促進了城市文化的發展，成為人才培養的策源地，由此而盛起的習文之風又反過來營造古城空間的詩情畫意，從而吸引各地的富豪縉紳來蘇州定居。
　　在蘇州的發展中，第三生活逐漸成為了重要元素，也就是文化生活。文化生活的內容是廣泛的，深入生活的各個層面。從出生到死亡，人的一生的大量時間都在使用居住空間，居住是生活尤其是第三生活的空間載體。文化生活影響了居住，也體現出居住的民族性、地方性。反過來又作用于住宅和城市的形態。蘇州城市形態的發展正是人們第三生活與城市形態相互作用的結果。
　　
　　3、關于城市保護與更新的思考
　　在城市形態從古典到現代再到后現代的演化過程中，城市的主體也經歷了從封建帝王到蕓蕓眾生再到具體的個性化的人的過程。在這個廣義后現代的后期，我們更為注重地域性特點和人性化的可識別特征。因此城市形態也就必須尊重每個人的意愿。
　　人類行為和城市形態有著各種各樣的作用和反作用，在更新改造中，我們應該考慮到這些相互作用特別是反作用對于每一個城市主體的影響。我們可以根據現狀的不同情況以及居民對于更新改造的態度，對改造的范圍和步驟進行一定的控制。在空間上把更新保護分為完全保護、局部保護和整體更新三種類型；在規模上分為大規模整治和零星整治；在時間上分為整體規劃和階段實踐；城市的更新應該從局部的、零星的、階段性的調整開始，新的形態對居民的影響作用有限，直到這種形態對于居民的反作用已經被大眾所接受，我們可以開始更大規模的更新改造。
　　
　　參考文獻
　　[]王其鈞.中國民間住宅建筑.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2]曾五岳.漳州土樓揭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聞立鼎.戰國至五代蘇州城市建設的發展,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