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不同文化領(lǐng)域的人對 “維持記憶”“建造”的不同方式及其文化原因說起，進而分析了這些不同導(dǎo)致他們對“古建筑保護”的理解及保護措施不同。基于這些不同，引發(fā)了他們對于現(xiàn)代城市和建筑認識上的差異。最后提出，設(shè)計師在建造時就應(yīng)該考慮保存的可能性。

　　[關(guān)鍵字]建造,維持記憶,古建筑保護,構(gòu)件保存,精神保存,文化差異

　　1 前言

　　約翰·羅斯金提出，“有兩種事物可以幫助人們記憶，那就是詩歌和建筑。其中建筑對記憶的幫助更大，因為它是用雙手建成的、用眼睛看到的事物，比詩歌更有體驗性。”[1]然而，文化差異導(dǎo)致了他們對于維持這段記憶的媒介不同，建造的方式也大相徑庭，進而導(dǎo)致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于“古建筑保護”的態(tài)度不同，延伸到對于當(dāng)代建筑和城市的發(fā)展態(tài)度不同。所以，“古建筑保護”的差異可能從“古建筑”建起的時候就已經(jīng)決定了。

　　2 西方、日本、中國對 “維持記憶”“建造”的不同方式及其文化原因

　　2.1 西方依靠物質(zhì)維持記憶

　　眾所周知，西方對于物質(zhì)、寫實非常看重，這點從繪畫、雕塑也可以看出。

　　在古代建造時，也多使用石材，例如帕提農(nóng)神廟、萬神廟、古羅馬斗獸場等等，靠物質(zhì)的遺存保持記憶，自然希望它們不僅耐久，而且能夠永久。

　　2.2 日本不靠建筑來維持記憶，不在意重建

　　日本自然災(zāi)害嚴(yán)重，經(jīng)常重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建造時就做好了被毀壞的準(zhǔn)備，絲毫不畏懼重建，甚至對于重建還有一些期盼。這給新科技和時尚帶來了可能性，也是日本成為科技和時尚前沿的重要因素。

　　正因為此，日本的建筑也多使用新材料和新技術(shù)，較為多變。

　　2.3 中國重視精神留存而非物質(zhì)

　　中國文化向來在意精神留存，從國畫中和詩歌中就可以看出，藝術(shù)更多是作為精神的傳達而非物質(zhì)遺存和寫實，古物的收集更是從唐代安祿山才開始[2]。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們的歷史相對長，但古物研究和收藏的歷史卻相對短。在中國的文化中，更在乎精神層面上的保存，而不看重物質(zhì)是否斷裂[3]。自古而來，中國人較為內(nèi)斂，而精神活躍，喜歡“托物言志”。然而，“物”只不過是詩人“托物言志”時所“托”的東西罷了，少有人會在意“物”是否真實存在過，是以什么樣子存在的，是否保存了下來。

　　正因為對于物質(zhì)遺存的不在意，中國人使用的建造材料多為木材，相對于西方的石材顯然更易毀壞。

　　3 西方、日本、中國對“古建筑保護”的理解及保護措施

　　對于“建造”“維持記憶”的做法不同，必然導(dǎo)致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于“古建筑保護”的措施大相徑庭。

　　3.1 西方的“古建筑保護”

　　西方強調(diào)不拆毀古建并保存建筑構(gòu)件，不在意建筑的風(fēng)貌已改變[4]。例如，西方的城市里充斥著古老的建筑和街巷(圖1)，建筑的構(gòu)件得到了保存，甚至威尼斯城在幾百年間幾乎沒有變化。因此，西方的新建筑發(fā)展自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諾曼·福斯特認為，“這是有問題的，不能只是因為建筑古老就不拆除它。相對來說，日本在此較為開放和明智[5]。”但是柯布并不認為這有問題，他在體驗帕提農(nóng)神廟的時候一樣能感受到當(dāng)時的那種震撼和神圣。“帕提農(nóng)雖說不是永久的，但是它存在了很長時間。盡管有分解和重組，盡管火燒過，爆炸過，地震過，盡管用作為教堂或其他功能，盡管它的木結(jié)構(gòu)全都沒了，盡管大部分裝飾和至少一半的石柱框架都沒了，它仍然是帕提農(nóng)。” [6]

　　3.2 日本的“古建筑保護”

　　3.2.1 日本伊勢神宮的重建

　　路易斯·康認為，形制并不僅是表面上的[7]，這點對伊勢神宮來說尤其貼切。伊勢神宮每次重建時的屋檐、大梁的位置有所改變，初始看去，可能體會不到其一致性。然而，中心空的庭院、卵石鋪地和籬笆等象征精神空間的場所的一致性得以了延續(xù)，重建并沒有影響其形制的改變[8]。

　　伊勢神宮作為日本最重要的宗教建筑，每隔20年即重建一次，這無疑也給日本文化中對于的重建觀念帶來了影響，對日本新建筑的維持時間長短埋下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原因。

　　3.2.2 日本新建筑維持時間相對較短

　　除了伊勢神宮重建在日本文化中關(guān)于“重建”造成的影響，還有一些實際建造上的原因。日本的建造成本相對于地價來說很低，又由于遺產(chǎn)稅的影響和日本對于新技術(shù)新材料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日本建筑的重建[9]。

　　3.3 中國的“古建筑保護”

　　在中國的城市中，沒有什么留下來的地標(biāo)建筑，這令西方很疑惑。然而，作為文化的最佳載體，中國的文字卻是世界上流傳最久的，承載著其精神遺存，文字的影響力在中國的大街小巷都能隨處體會得到[10]。中國的孩子在現(xiàn)代的建筑里朗誦唐詩宋詞元曲，卻甚至需要跋涉千里才能從直接感觀上讀出歷史的遺存，這在西方看來幾乎是不能理解的。

　　這從雷峰塔的重修就能很明顯地看出來。建于五代的雷峰塔采用的結(jié)實沉重的磚石做塔心，較輕的木材做飛檐、平臺。重建的雷峰塔與原來的雷峰塔從材質(zhì)上和建構(gòu)方式上都大有不同。但是人們絲毫沒有介意這一點，它的存在代表著一種象征，是西湖所不可缺少的精神依托。這也類似于“托物言志”，“物”是什么樣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精神的寄托。雷峰塔重建的總設(shè)計師也稱：“重修不是單純的復(fù)原”，“技術(shù)上是現(xiàn)代的，形象上要能傳達歷史信息。” [11]

　　4 西方、日本、中國在現(xiàn)代城市規(guī)劃和建筑上的差異

　　西方、日本、中國對“古建筑保護”的理解及保護措施的差異，必將導(dǎo)致其在現(xiàn)代城市規(guī)劃和建筑上的差異。

　　西方不追求光鮮的建筑外表，看重的是整個城市的活力。他們將建筑看做是城市流動的“摩擦力”，如水流般，帶來不同的空間體驗。各種各樣的建筑由其對城市的貢獻達到永恒[12]。這也不難解釋為什么西方的城市中會有很多的廣場，為什么西方的建筑形式和材質(zhì)一直未改變了。

　　日本除了建筑更新速度快，城市的變化也十分迅速。日本由于遺產(chǎn)稅較高，繼承人必須要繳納50%的稅。于是很多情況下，建筑及地塊的繼承者需要賣掉其中一塊地，將另一塊地重建[13]。這也導(dǎo)致了日本的地塊越來越細碎，建筑的更新速度也很快。

　　中國由于不太看重物質(zhì)的遺存，所以近年來也不斷地嘗試新的建筑。國家大劇院和央視大樓的誕生也證明了這一點(圖2)。 然而，中國的城市結(jié)構(gòu)還是較為內(nèi)斂的，人的城市性較為微弱，習(xí)慣在自己的區(qū)域內(nèi)活動。例如，如果問一個在楊浦區(qū)居住的上海人關(guān)于浦東的事情，雖然只有一江之隔，但是他們可能幾乎一概不知。他們發(fā)生城市行為的范圍很小，最遠可能就到楊浦的區(qū)中心購物、活動。這點可能也是古代中國人行為方式的延續(xù)：古代中國幾乎沒有城市性的重大節(jié)日，在過節(jié)日的時候往往登高、掃墓、家庭聚會等，很少在城市層面上發(fā)生一些大型的活動[14]。這從古代城市的平面布局也很容易能看出——古希臘城市的肌理中，很明顯充斥著公共活動空間(圖3);而中國的城市，無論長安還是汴梁，都沒有城市廣場或公共活動場所。

　　5 結(jié)語

　　不同文化差異下對建筑的保存給我們很大啟發(fā)。其實，分析下來，對于物質(zhì)保存和精神保存也沒有絕對的界限。例如羅馬的陵墓，雖然遺存下來了，人們也能感受到那種紀(jì)念的氣氛，但是在祭祀誰?他做過什么?這些問題卻很少有人回答得出來[15]。有時，保存的只是一種類似“基因”的感覺。例如，單獨看一對父子的眼睛、鼻子等等，可能不會發(fā)現(xiàn)太多的一致性，然而，當(dāng)它們組合后，卻能明顯地看出他們是父子。這就類似于建筑“形制”的延續(xù)，一種風(fēng)格的建筑，不一定必須完整地恪守固定的比例、尺度和做法，但是卻很輕易地看出風(fēng)格上的差異。

　　我們現(xiàn)在創(chuàng)造的即是今后的“古建筑”，那么，我們在建造時應(yīng)該采取怎樣的態(tài)度?我認為，在設(shè)計的時候就要考慮修復(fù)的可能性。例如蓬皮杜藝術(shù)中心，外露的結(jié)構(gòu)雖易破壞，但是可以更換，而里面的結(jié)構(gòu)卻無法替換，結(jié)構(gòu)的整體性還是會下降很多，這就是設(shè)計時沒有對維護的便利性做太多考慮的結(jié)果。[16]對于構(gòu)件來說，耐久性本身就不好，也許就應(yīng)該設(shè)計成容易更換的，這樣，才能在建造時就給“古建筑保護”和“記憶的遺存”帶來便利[17]。

　　參考文獻：

　　[1] Adrian Forty, “Memory,” in Words and Buildings: 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London, England: Thames & Hudson, 2000): 211; cf. Stanford Anderson, “Memory in Architecture,” Daidalos 58 (December 1995): 23.

　　[2] Pierre Ryckmans,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9 (March 1989): 4.

　　[3]同上.

　　[4] Edward For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mpermanence: The Illusion of Durability,”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3 (Fall 1997): 12.

　　[5] Botond Bognar,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3 (Fall 1997): 37.

　　[6] 勒·柯布西耶《東方游記》，管筱明 譯，世紀(jì)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p172; cf. Ford, “Chinese Attitude,” 3

　　[7] Arata Isozaki, “The Problematic Called ‘Ise’,” in “Japan-ness in Architecture”(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128.

　　[8]同上,126,128 ; “Identity over Time,” in “Japan-ness in Architecture”, 133,134

　　[9] Bognar, “What Goes Up,” 34.

　　[10] Ford, “Chinese Attitude,” 2

　　[11]新民晚報記者，“雷峰塔重建總設(shè)計師稱：重修不是單純的復(fù)原”，新民晚報，2001/03/13 09:32 ，文化教育版。http://edu.sina.com.cn/i/22456.shtml(2011/12/5引用)

　　[12]Ignasi de Solà-Morales, “Liquid Architecture,” in Anyhow, ed. Cynthia C. Davidson (Cambridge, MA;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1998): 43.

　　[13] Bognar, “What Goes Up,” 34.

　　[14] F.W.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 no. 4 (Fall 1973): 58.

　　[15] Forty, “Memory,” 206.

　　[16] Ford, “Theory,” 4.

　　[1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