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的城市建設內容非常豐富，是當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體現。本文主要討論隋唐手工業對當時城市建設進步的貢獻，從技術層面上看，隋唐的建筑在秦漢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發展，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以木結構為主的建筑體系，其特色在城市建設和寺院建筑中得到了具體體現。①但是，現在隋代的建筑已經難能發現實物，即使唐代城市建筑中保留至今的建筑物也可謂鳳毛麟角，這是我們今天對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最大障礙; 另外一方面的情況是，傳世文獻對于城市建筑的記載缺乏系統性，這與重本輕末的觀念根深蒂固有直接關系。因此，利用考古材料進行城市建設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如建造于唐太宗貞觀四年( 630) 的李壽墓中壁畫所繪的建筑圖，是研究唐代早期建筑的珍貴史料; ②同樣，敦煌壁畫中保留著大量唐代的建筑內容，其中許多經變畫所繪大型建筑群，被專家認為是當時佛教寺院的真實寫照。③ 另外，少數民族地區的特色建筑也豐富了該時期都市建筑的內容。④經過考古學家多年來的不懈努力，我們對于隋唐時期的城市建筑有了一個大體了解。⑤本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擬就唐代手工業的進步對當時城市建設的直接影響略作論述，乞請得到專家賜教。

　　一、工匠培訓制為隋唐城市建設提供了高水平的技術人手

　　手工業工匠尤其是規模大、技術含量高、工種齊全的城建中的工匠技術水平高，且其技術傳承顯得非常重要，這是保證工程質量和建設速度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我們知道的一個基本史實是，中國古代工匠的通常做法是對核心技術密不外傳，這是傳統社會信息比較閉塞環境下個體工匠能夠保持核心技術競爭力的基本要求。相對而言，官府在獲得工匠技術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即使密不外傳核心技術的個體工匠，其對于官府組織的工程來說是不存在技術保留的，即在專制社會帶有強制性的一面。另外，為了使技術能夠在政府組織的工程中傳承和發揚，隋唐時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工匠培訓制，且將其不斷規范和制度化。為了保證京師的城建及官府手工業生產，隋代一開始就大規模地征集全國工匠，“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征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于京師。① 后來還不斷采取沒良為奴婢、集中罪犯等手段，保證這類固定工匠在軍事手工業部門的生產。② 如此龐大的工匠集中在京師從事手工業生產，因其手藝良莠不一，對其進行分類培訓自是不言而喻的。唐代繼承隋制，“少府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息”。③ 根據官府工匠工種的難易程度，將師徒技術傳授的時間定為九個月至四年不等期限，至于一些簡易工種則是“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④ 為了保證這種工匠培訓制的成效，當時嚴格規定“教作者傳家技，四季以令丞試之，歲終以監試之，皆物勒工名”。⑤ 在培訓期間，培訓者( 即技藝工匠) 須向被培訓者( 即徒弟) 毫無保留地傳授自己的技藝，有關部門對此定期進行督察。不僅如此，當時在制度上嚴格規定被培訓者所生產的產品或從事的工作要同時注明培訓者的名字，實行責任連帶制。這些措施保證了官府手工業大型工程質量的連續性與穩定性，這對于隋唐時期城建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隋唐時期城市建筑多有精品，當與此不無關系。唐承隋制，尤其如東西京等重要城市的建筑群是在隋代的基礎上進行的，其一系列做法與隋代密不可分，嚴格說唐代，尤其唐前期幾乎與隋代是沒有多大差異的。

　　在對工匠進行培訓的同時，隋唐對作為主要城市建設中的基本建筑材料的規格制訂了一定的標準，以保證城市建筑質量。隋文帝開皇三年( 583) 禮部尚書牛弘請求依照古禮立明堂，對于明堂的規模、形制、屋宇等均有具體設計與構思。⑥ 后來將作大匠宇文愷⑦對明堂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設計，并撰成《明堂圖議》二卷，該圖“用一分為一尺”，即 1︰100 的比例尺來做成明堂模型。宇文愷說: “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宇文愷對于明堂的設計不是憑空而來，而是 “遠尋經傳，旁求子史，研究眾說”之結果。他至少認真參考了以西周明堂為藍本的劉熙、阮諶、劉昌宗三個不同版本，以及東漢建武三十年( 54) 無名氏撰的明堂《禮圖》本。有關明堂的具體設計和模型，得到了隋煬帝的批準，“帝可其奏”。后來只因攻打高麗的戰事影響，沒有將其付諸實施。⑧ 宇文愷等關于明堂制度的考證與設計，論述詳備，考證精湛，設計完美，保留了一些今天已經失傳的歷史文獻，學術價值非常高。史稱這套設計方案及模型，“丈尺規矩，皆有準憑”。⑨ 同時，對于都市內這樣標志性建筑的設計，往往會在高層一定范圍內進行熱烈討論，�灛伂娍梢娖渖髦貞B度。隋代關于明堂的討論與設計，對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明堂制度產生了直接影響，成為其設計的基礎。��

　　由此可以看出，隋代對于城市建設，尤其重點工程中的設計圖紙及模型非常重視，其設計者均系飽讀史書的“伎藝”者，如宇文愷即撰寫了 20 卷的《東都圖記》。① 《東都圖記》系隋代建設洛陽的規劃圖，其設計汲取歷史上的成果經驗，且集思廣益，是比較成熟的設計規劃，也是唐代進一步建設東都洛陽的重要依據。而宇文愷后來也成為唐代初期建設洛陽的主要設計者之一。

　　二、工頭負責制確保了隋唐城市建設中的質量

　　城市建筑中工程質量的保證是至關重要的，隋唐時期除了上面所述從民間征集擁有一定技能的工匠且對其進行必要的培訓外，專門的技術工程人員在工程設計及具體施工中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在隋唐時期城建規劃和設計中涌現出一批建筑設計大師，其中如宇文愷、閻立德、閻立本① 等是佼佼者。關于這一方面的論述比較多，這里從略。在修建城市大型工程時，隋唐一般實行工頭全面技術負責制。

　　隋代對于都市的建筑非常重視，如隋煬帝大業元年( 605) 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都。② 其主持都城建設官員規格之高，無以復加。對于重要的建筑物，隋代均需要有關部門事先設計圖紙，并得到上層乃至皇帝的認同。隋煬帝 “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③就是一例。這說明隋代城市建設從設計、施工到驗收均有一套比較成熟的程序。正如宋人呂大防在《隋都城圖》題記中所言: “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亡奸之法，然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 墻) ，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制也。”④

　　三、隋唐城市建設管理機構比較健全

　　隋唐時期城市建設管理機構比較健全，管理機構的職責相對明確。隋唐時期京師等重要城市建設，有比較固定的管理機構負責且有相對完善的制度規定，這不失為隋唐時期城市建設發展的必要保證。

　　隋代都城的建設由位極人臣者主持，再配備具有專業水準的設計者具體負責。“都城，隋煬帝大業元年詔左仆射楊素、右庶子宇文愷移故都創造也。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東去故都十八里。煬帝好奢靡，愷又多奇巧，遂作重樓曲閣，連闥洞房，綺繡瑰奇，窮巧極麗。”①唐承隋制，規定“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繕葺”，由工部“咸經度之”。至于東西二都的營繕事務，“則下少府、將作以供其事”。② 京師系封建王朝的政治統治中樞，是皇帝及王公貴族、文武百官及南衙百司、太學等機構的所在地，政府的主要消費集中于此，這里的建筑便成為中央政府的重點經營項目。當時的少府監和將作監在城建方面有具體的分工。其中，將作監主要側重于城市公共建筑業的管理和組織，其下屬機構左校署“掌營構木作、采材等事”; 右校署 “掌營土作、瓦泥并燒石灰、廁溷等事”; 甄官署“掌營磚石、瓷瓦”等。③ 被史學家譽為典型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唐太宗“貞觀之治”時期，也是“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④ 唐高宗時，“土木興作，丁匠疲于往來，餉饋勞于轉運”，城建中“造作不息”是當時的基本情況。⑤ 城建，尤其是都城建設與維修是當時政府非常重要的職責。實際上，唐代不同時期從事城建的工匠人數不盡相同，其中如唐憲宗時期修勤政樓時就曾經動用左右軍各以“官健”2 000 人參加。⑥ 軍隊參加城建等大型工程建設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傳統。與此同時，雇傭工匠從事城建也有一定的比例，這在唐代中后期所占比例有上升的趨勢。正因為如此，才有唐宣宗“自今已后所在郡縣，如要修理者，任和雇諸色人役使，仍須據時價給錢”的敕令，⑦說明當時城建中和雇比較普遍，同時也透漏出和雇工匠時有關部門不付或少付報酬的情況普遍存在的信息。

　　總之，作為手工業最高行政管理機構的工部及其少府監、將作監等，都直接參與城建規劃、建設與平時維修等事宜，足以說明當時城建在國家經濟建設方面的重要性。

　　四、簡單結論

　　隋唐是我國傳統社會經濟發展的鼎盛時期。隋代對外開放，不斷吸取國外文化元素，在制度方面多有創新，諸如實行科舉制、推行民間自助形式義倉、實行三省六部制、運河貫通南北奠定了全國經濟區域格局，等等。對隋代的典章制度，“皇朝因之”⑤是唐代人的共識，這在前述隋唐城市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說明。① 所有這些，都為隋唐時期城市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或者說隋唐對于城建尤其都市的城市建設是一脈相承的。

　　隋唐時期以東西二京為代表的城市建設，達到了我國傳統社會的最高水準，其中原因很多，尤其與當時的手工業發展及管理相對完善直接相關，主要內容包括當時實行工匠培訓制、城市建筑中實行技術工頭負責制、建筑中制訂了技術標準與材料標準、管理機構比較健全等方面。隋唐時期城市建設雖然一脈相承，卻有比較大的差異，尤其是唐代中后期與隋代相比相差甚遠。②

　　隋唐時期城市建設的一系列做法及取得的輝煌成就，反映了當時強盛的國力，與隋煬帝被外國稱之為“圣人可汗”③、唐太宗被外國及少數民族贊譽為“天可汗”④的國際地位相吻合。不僅如此，隋唐時期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對于我國隋唐之后的城市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于諸如日本、朝鮮等國的影響也是直接而深遠的。

　　① “隋朝初期如此規模的建都工程表明了隋的創建者及其顧問的信念，即他們相信他們的王朝會比以前的政體具有更大的影響，更能長治久安。至少關于前一點，事實證明他們是正確的，因為唐朝繼承他們以此城為都，并在此地統治中國和整個東亞幾乎達 300 年之久。”參見崔瑞德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劍橋中國隋唐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3 頁。

　　② 即使隋文帝時期與煬帝時期，唐代前期、中期與后期之間亦有一定的差異。關于此，筆者將另文進行論述。

　　③《隋書》卷 84《北狄·西突厥傳》( 第 1879 頁) 記載，大業八年( 612) 元會時，突厥處羅可汗對隋煬帝祝壽時曰: “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惟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 隋煬帝生日) ，愿圣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

　　④貞觀四年三月，“諸蕃君長詣闕，請太宗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冊立其后嗣焉。統制四夷，自此始也。”參見王溥《唐會要》卷 100“雜錄”，第 2134 頁; 司馬光等《資治通鑒》卷 193，唐太宗貞觀四年三月條，第 6073 頁; 《新唐書》卷 2《太宗紀》，第 31 頁; 《舊唐書》卷 3《太宗紀下》，第 39—40 頁。按: 《唐會要》、《資治通鑒》和《新唐書》均記載唐太宗被擁戴為“天可汗”的時間是貞觀四年三月，唯《新唐書》記載具體時間則為該年四月: “夏四月丁酉，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可汗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于是降璽書冊命其君長，則兼稱之”。特此注明。

　　《隋唐手工業與城市建設之進步》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作者：魏明孔